拜科技所赐，人类生活变得方便，但变革通常意味着洗牌、解构、重组，物联网、人工智能、生技医疗等尖端技术不断冲击我们的既有认知，昨天的认知在明天是否仍旧管用？面对这一趋势，每年为鼓励杰出科研人士而举办“有庠科技奖”的徐有庠先生纪念基金会，特地举办“2030 有庠创新论坛”，请来有庠科技奖的得主分享学思历程中的宝贵经验，期许不只是让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有所收获，更希望一般人也能吸取这些经验并用之面对科技衍生的挑战。
建立知识基础，突破框架效应
面临科技日新月异，除了乐观地认为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似乎更多人是满怀焦虑与无所适从。针对这些问题，在台大光电所任教的孙启光教授，同时也是第十二届有庠科技讲座（光电科技类）的得主，便以“框架”对于人类思考的正反影响，来建议研究者与一般人可以采取怎么样态度来面对。孙教授点出，多数的突破其实仍然是在框架内，就在你我的生活中，只是未曾注意到，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它。但如果是要做到跳脱框架的突破，那就非常困难了，但有一个方法可以参考，那就是破坏原理的假设（To violate the basic assumption）。
知识建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构筑框架，成为我们的基础，不过也有很多人因而被框架限制住，像是做研究的结果没有符合定律、假说，或没有依照教授的期待，就认为自己失败了。孙教授认为正好相反，研究没有符合预期，其实才正是追求真相的开端。
像他自己当初给学生的题目，就是研发世界最快光通讯元件。由于基本原理是电路元件要短于波长，而当研发不断追求体积缩小，终究会受困于电路原理的阻碍，于是他突发奇想，告诉学生不如跳脱教材上预设的基本原理，最后他们的研究成功让光通讯速度突破世界纪录。（Metal-semiconductor-metal traveling wave photodetectors，2002）所谓的基本原理是由先行者所立下的，但技术与知识会持续进步，后继者有时必须抱持新思维，跳脱既有的预设，才能闯出一片天。
那么，如果拘泥于框架的后果是什么呢？孙教授则以《Fumbling the Future: How Xerox Invented, then Ignored, the First Personal Computer》这本书的内容来说明。书中提到，其实 Xerox（全录）公司早在 1977 年就发明了全世界第一台个人电脑，该企业还成立帕罗奥图研究中心，研发出各种在后来盛行全球的电子产品，除了个人电脑外，还有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化使用者界面等等。不过由于高层对于未来的预期、财报与市场评估都过于短视，因此错失先机，这些产品都不是在 Xerox 旗下发扬光大的，而是我们如今熟知的 Apple 与 Microsoft 等科技巨头。
透过以上的例子，孙教授也以这本书的主标题“Fumbling the Future”来勉励大家。“fumble”这个词是美式足球的技术用语，指的是进攻方掉球被防守方抄截并反守为攻，具有“扭转”之意。他认为台湾往往只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步，这是不够的。要抱持着“fumble”的决心，如同乔布斯那样彻底扭转局势，让 Apple 取代 Xerox 建立霸业，甚至整个科技产业都要重新定义与洗牌。
孙教授最后强调四点必须抱持的态度，好迎接往后要面对的挑战。首先是具备“系统性”，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求学，建立知识体系（框架）。其次是在工作或研究上都具有“批判性思考”，但是要批判自己，而不是批判别人。
第三是保持“开放性”，也就是突破框架。但不是单纯为了跨领域而跨，是因为如今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很多问题不是单一领域就能解决的，所以当你为了寻觅真相自然就会跨出去，不然永远无法启蒙。第四，则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be creative not just innovative）”，下次当你做实验或研发时产生不是你要的结果，恭喜你，你的机会就来了！
巩固学术研究的决心，连带提升产业
然而，尽管个人方向清楚，我们往往还会受限于环境而停滞不前。得到第十届有庠科技讲座（奈米科技类）的台大化学系周必泰教授，则接着点出目前台湾学术研究困境，并试图找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由于台湾与亚洲许多地区状况类似（日本除外），政府经费的核给政策、科研期刊大量产生、网络撷取资料与投稿便利性，加上汲汲营营追求世界大学研究所排名，造成论文或研究滥竽充数与抄袭问题丛生。在产业界，则因为产业结构偏向单一化、以 OEM 代工为主，只有少数企业追求技术革新，顶尖人才于是难以发挥所学。当学术界与产业界的价值与架构无法顺利串接，便产生恶性循环，薪水难以吸引更多优秀的人。
周教授以诺贝尔得奖者比例当作例子。为什么诺贝尔得奖者大多为欧美人士（亚洲则多为日本）？因为他们不追求时效、数量，而重视人才与原创性的研究，这类成果可以长久保持价值，甚至引领趋势带来改变。相较之下，台湾及多数亚洲地区的学者则大多从事改善既有问题的例行性研究，即便努力不懈，且产生大量研究成果，但也难以产生突破性的贡献。就如同爱因斯坦提出的光电效应，光子的频率一定要大于某极限频率（顶尖人才出现），才能使电子逃逸（完成原创性研究）。否则尽管光束的辐照度很强劲（努力不懈），假若频率低于极限频率（人才资质不够），则仍旧无法有高能量的光子来促使电子逃逸。
周教授指出，欧美的模式是以强大的学术研究动能来带动产业，先有少数天才在研究室研发出极为高端的技术，随后才降低门槛，投入产业之中。而在亚洲，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韩国的模式，倾全国之力打造优秀强大的企业（如三星），引领学术研究完全为其服务，持续不断研发创新。至于在台湾，基于现实目前能够实践的，就是打造更加完善的产学合作模式，而政府应该更加努力推动适宜的法规，降低产业与学界之间的活化能（Activation energy，即一个化学反应的发生所需要克服的能量障碍）。
最后，周教授以自己 spin off 公司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好的 PM 人才胜过研发人员，要确认了产品定位与市场利基，而不是自以为有好的技术或产品就贸然投入；此外，也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例如他有一位博士后的学生，在 spin off 出去后就自愿退出博士后，只领公司的薪水，没有退路反倒更激发他带领公司向上的决心。
跨界与坚持，成为生存之道
为了让下一世代有足够能力面对未来世界的挑战，芬兰自 2016 年开始推行新课纲，建立“跨领域”以及“现象为本”的学习模式。这样的模式，是为了因应如今现实世界复杂多变的情况，诸如能源永续、都市规划等议题。必须深入问题的情境脉络，并整合不同领域及科目，才能够理解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孙教授指出，教育为求公平而造成僵化，其实不利于学生思考，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思考过程；突破框架的跨领域思考，其实才是顺应世界潮流的。周教授则认为，台湾的人才在如今的环境中容易流失，他期许每个人都要更加 aggressive，才能为学术研究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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