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肆虐，目前很难判断将如何影响长期经济，但群体免疫和疫苗出现之前，维持国家不要垮掉的能力，显然能带来巨大的短期经济优势，甚至可能演变成长期优势。亚洲国家已经证明，某些方法的确可以控制疫情，而这套方法全球都该学习。
每个国家或许都曾有盛极之时。台湾、韩国、香港、新加坡就是 1980 至 1990 年代的明星，因成功的出口导向政策与制造能力而以“亚洲四小龙”名震天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个称号逐渐乏人问津，紧接着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这 5 颗新兴市场“金砖”（BRICS）以激增的国内需求与大宗物资出口取代了制造业，创造了大量财富，夺得国际镁光灯。
但武汉肺炎开启了另一个新纪元，虽然各国都希望疫情自然消退、商业恢复正常，但看来似乎不太可能，光是疫苗出现至少就得等上一年。
目前还不确定西方先进国家最后会把这种病毒当成每隔几季就死灰复燃的流感一样对待，还是要无限期地继续关闭主要经济引擎。但无论是哪种结果，都会重创国际地位。至于发展中国家更有许多地方将直接毁灭。
防疫如同灭火 多撑一时是一时
但还是有数个国家成功地逃开这两种悲剧。事实证明，一度黯淡的亚洲四小龙如今再次备受瞩目。四小龙成功反击的秘诀，可能就在高中数学课的指数函数里，且每个国家都能借镜。数学不是科学，但显示所有控制疫情的方法都属于以下 3 种策略之一，大部分国家都使用前两种，只有这些亚洲国家成功用出第三种。
疾病传染的机制与大部分金融不同。金融界几乎所有数字都是某种比例，且相当重视人均数字，但这两者在思考疫情时都没什么用。除非完全封锁受感染的地区，否则疫情总有一天会扩及全世界。另一方面，大部分银行家唯一看过的指数曲线就是复利，而复利注定会受破产限制，但感染人数却能指数式暴增。
推估疫情时，唯一重要的参考点是目前的感染人数。今天新增的病例数量与昨天的既有病例数量之间呈指数关系，每种疾病在某个地方的传染数（Reproduction Number, R）都恒定，武汉肺炎的 R 是 2~3，每个感染者平均把病传染给 2~3 人。
达到群体免疫之前，族群大小没有任何意义。群体免疫是指某个群体有够多人获得免疫力，让疾病传到一半就无处可传，结果尚未免疫的人也不会得病。这是讨论武汉肺炎长期影响的关键之一，也是英国改弦易辙前的防疫理论基础，不过这种策略会让社会达成群体免疫之前哀鸿遍野，且如何确定群体免疫是否达成，以及群体免疫可以持续多久也都是问号。
以下的简单模型没有考虑这些因子，因此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总之防疫跟灭火很像，能多撑 1 秒算 1 秒，且今天不做明天一定会后悔。
优先采取防堵策略 争取时间打造其他防御机制
遇到灾难，最直观的思维就是防堵。大部分国家推出的第一项政策都是限制入境，这种做法初期可能有用，但除非你能 100% 防止病原进入，否则疫情迟早还是会爆发。
数学的对数图可清楚显示这种策略的原理（下图）。X 轴是时间，图 1 右的 Y 轴是感染者的对数。碰到像疫情这种指数成长的函数，对数图相当好用，如果看到朝向右上的直线，就表示增长率稳定不变。对数图也显示，直接减少感染人数，与将整条线往右移的结果一样。所有防疫成功的亚洲国家一开始都立刻采取防堵策略，争取到更多时间；但这种做法只是拖字诀，后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以这段时间打造其他防御机制。
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商家 减缓确诊增加速度
下一个比较长期的方法，就是最近几周很红的“压平感染曲线”（flattenthecurve）（下图）。许多因子都会影响疾病的传播速度，有些因子是刻意行为，有些是潜在条件。某些文化习惯会影响传播速度，例如意大利、法国人见面亲脸颊的习俗，以及西方人普遍的握手习惯，都可能加速疫情扩散。至于人口密度虽然有影响，但效力可能比预想低，毕竟乡下人也需要社交。
很多会影响经济的政策，例如“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关闭商店等，都是为了降低这些因子。这些方法可以减缓病例增加的速度，给医院喘息空间。传播率一旦下降，就会有足够时间扩大医疗能力、等待新疗法问世。
数学上，这些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想要旋转曲线，设法让斜率变成负的（转到 X 轴的下面），改变疫情的发展方向。不过即使任务完成，只要政策中止，斜率就会重新转正，感染人数再次爆发。哈佛公卫学院传染病动力学中心 Marc Lipsitch 与 Yonatan Grad 就说：“病毒不会记得自己以前被压制过，限制一旦解除，它们就卷土重来。”
这类政策还会因为执行细节，例如一般人与身体不适但未确诊的人是否需要不同的隔离规则，而影响经济与防疫效果。但无论如何，为了日后经济着想，防疫政策从明年开始势必得再改进，且半吊子措施会弄巧成拙：“它们会造成伤害，必须付出高额代价，也未必能根绝社区传播。”
有几个亚洲国家非常成功调查了每个案例各自如何患病。这种方法无法靠一、两个新案例修正策略，但能集中火力处理高危险区域，并让大部分人民维持正常生活。但重要的是，如果前两种方法没有成功实施，这种方法不会有效；且如果未发现的感染者过多（新加坡最近就是这样），有时候甚至必须恢复围堵，才能有效追踪感染者。
最终目标是降低感染者数量，力求完全消失。只要将感染控制在特定范围，感染数就不会继续指数上升，这一期病例量将不再决定下一期的新病例量。数量与时间的关系一旦改变，对数图立刻一览无遗（下图）。
控制疫情走向关键： -主导＋新兴医疗技术
这些亚洲国家究竟如何逆转局势，既控制疫情走向，又将传播限制在特定区域内？答案跟新兴的医疗技术产业有很大关系。台湾统整各种资讯来源找出可能的带原者，强迫检验之后如果染疫就要求他们隔离。新加坡开发一款程式，使用者同意后可用蓝牙追踪行踪；韩国实施大规模检验，因此虽然持续有社区传播，阳性率依然维持在 2% 左右。
这些国家的成功的确有部分是-主导，某种程度上，这表示过去的“亚洲发展模式”，也就是许多西方国家都不喜欢的-干预资金流动模式，如今正卷土重来，干预目标则从资金流动转为资讯流动。但其实这些国家的成功还有另一个原因，国际媒体很喜欢渲染亚洲制度的异国风情及中国文化的影响，却很少注意到个人与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的效果。
很多学校、医院及疫情传播的关键环节，都在-发布指示前就先做防范，前期成功控制了疫情扩散。例如最反讽的香港，就因为持续好几个月的动乱而习惯不等-行动，自己解决问题。甚至疫情刚爆发的时候，明明在公开场合戴口罩仍违法，大家却都戴上口罩。
即使是中国这种威权国家，也不会完全仰赖由上而下的命令。过去几个月内最神奇的照片之一，就是中国村民轮流站岗，用自制工具阻止外人进村。反而-需要上级指示才能行动的限制，让中国在 12~1 月的关键几周因政治氛围尚未确立，无法即时展开防疫。因防疫不及丢官的武汉市长周先旺就说，北京当局批准前，他不能解释为何慢半拍。这显然与他个人利益有关，但理由应该够可信。
目前依然很难判断武汉肺炎将如何影响长期经济，此病的研究、封城的政治意愿与实施成效、次级金融市场、供应链、地缘政治，以及许多不确定因子都会有关系。但在群体免疫和疫苗出现之前，维持国家不要垮掉的能力，显然能带来巨大的短期经济优势，甚至可能演变成长期优势。这些亚洲国家已经证明，某套方法的确可以控制疫情指数传播，这套方法全球都该学习。
（作者：David Stinson 孙维德，台湾金融研训院特聘外籍研究员；译者：刘维人；本文由《台湾银行家》授权转载；首图来源：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