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武汉肺炎，COVID-19）席卷全球，各国纷纷祭出的严格手段，封城、禁足、边境管制。但这类政策宛如双面刃，控制人流接触、传播疫情，也可能同时冲击经济。性命要顾，生计也不能不管，-该如何拟定政策才能兼顾两者？当 COVID-19 可能趋向常态化，从严防守零容忍是长期最好政策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团队建构出一套经济学运算模型，在健康与经济权衡间，找出适合各国的最佳防疫政策。
防疫是公卫与经济的拔河
想像一下，你现在是防疫团队的决策者，此时正与各领域专家开会。
一群学者严厉警示：防疫如作战，务必严格限制边境、在家工作，用尽一切手段把感染人数降到最低。但另一群专家立刻出声反对：“没钱也会没命！”他们主张防疫必须适度宽松，尽量维持日常生活，才不会把人逼上绝境。两边争吵不休，你怎么决定？
对许多人来说，答案或许直观：防疫首选应该是愈严密愈好，最短时间、最高防堵。但在经济学家眼中，答案没有这么斩钉截铁。
中研院经济所助研究员林轩驰、杨宗翰和访问学者许文泰，耗费近五个月，建构一套量化运算模型，试图在健康与经济之间权衡，找出各国的“最佳防疫策略”。
“隔离实在太无聊……”谈到研究动机，三人半开玩笑地说，但他们随后也点出了几个关键动机。
首先，新冠肺炎的冲击百年罕见，但观察目前的国外研究，多半仍有限制。例如，总体经济学家大多忽略国与国之间的互动，没有纳入国际贸易观点；国际贸易学者则鲜少探讨是否有共通的防疫政策。因此，三位学者试图更全面地找出：在开放经济体中，什么才是最佳的防疫政策？
另一个关键动机是，他们发现权衡健康与经济议题，国内舆论几乎一面倒，“新闻里的学者专家基本都是公卫或医学背景，”防疫是公共卫生与经济的拔河，毕竟健康重要，但放眼各国，长期全境关闭、封城禁足已冲击众多产业和商家的营运，击垮无数家庭生计。因此，经济问题也不可忽视。
“我们可能同时顾及公卫与经济，找出经济损失最少的防疫选项吗？”成为研究团队的核心问题。
各国国情不同，客制化找疾病传播速率
带着这样的问题，团队以 2020 年初至 7 月 22 日的资料为基础，建构出一套经济学运算模型，检视不同条件对疫情扩散、经济损失的影响。
第一步，先了解各国疾病传播速率。
他们使用流行病学的常用指标：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意思是每一个感染者平均会传播给多少人。当 R0 越大，代表疾病扩散快，疫情越难控制；若 R0 小于 1，传染人数变少，疾病便会逐渐消失。
但即使是同一种疾病， R0 也并不是统一的。“我们根据模型里人与人的互动参数，或是各国的防疫政策等，反过来推估计各国的 R0。”
许文泰解释：“每个国家的国情、防疫措施都不同，例如亚洲人习惯戴口罩，欧洲人打招呼会亲吻，所以我们进一步‘客制化’各国状况──结合各国的 R0 、防疫措施，算出对应的有效传染数（Effective Reproduction number，Re）。”
另外，他们也加入 Dingel and Neiman（2020）“各国远距工作指数”、牛津大学的“防疫政策指标”等重要指标，来做为模型内的运算参数，以提供“ 客制化”的结果供各国参考。
防疫政策好理解，但为何远距工作要纳入模型？原因是，远距工作的可行性，也会同时影响疫情传播与经济冲击。杨宗翰举例：“像美国肉品处理业、或是亚马逊的雨林工业的工人，很难在家工作，使得工作地就成为群聚感染的破口。”
因此，若一个国家产业的远距工作可行性愈高，受到的经济冲击也相对愈小。国内封城，人们还是可以远距工作，以及透过国际贸易补足缺口、互通有无，经济冲击就可能降低。
结合流行病学、国际贸易的各项参数，建构出模型后，研究员开始进行各项模拟推算，了解实施不同的防疫政策下，经济表现有何差异。
参照韩国防疫，“短期”经济变好或变坏？
他们先以第一波疫情的模范国韩国为参照。假设，世界各国都向好学生看齐，采用韩国政策防疫，各地的经济状况会变好吗？
检视经济状况的指标有两项：实质收入（real income）和人民福祉（welfare）。
实质收入较好理解，即是指一国的实质 GDP。后者并非我们熟悉的社会福祉，而是考量了个人感受的效用（utilities）总和，包括风险趋避（risk aversion）、跨时间的替代效果（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 effect）等都纳入衡量。简单来说：当疫情愈稳定、个人收入愈平稳、一国的人民感受愈好，福祉就会愈高。
要特别说明的是，“套用韩国政策”并不是模仿施行一模一样的政策，而是“让疾病传播速度限制在某个数值（Re）之下”。好比，台湾感染案例更低，因此采韩国政策就代表要增加现行 Re，也就是放松现行管制。
至于，为何对照组是韩国，而非超级优等生台湾？说来有趣，答案正是台湾太“模范”了！林轩驰分析：“去年 7~8 月时，台湾几乎毫无疫情。如果以台湾做参照，各国经济活动都要 shut down（全面中止）。”台湾就像平行时空，R0 太低，多数国家难以企及。
因此，研究团队以“韩国的有效传染数（Re）”为基准，对比现行防疫措施，推算当各国都调整防疫措施，使传播速度低于这个值时，是否能遏止病毒扩散？对经济冲击有何影响？
结果出人意表！除了中国、台湾，短期来看其他国家的实质收入、人民福祉，全都变糟了！加强防疫后，代价是经济蒙受不小损失。细究原因，韩国疫情比大多数国家控制得好，而各国需收紧管制。因此若向韩国看齐，虽然能降低感染人数、少死一些人，但也得承受明显的经济冲击。
▲ 若各国采用韩国防疫模式为替代政策，不论是染病人数、死亡人数，几乎都会大幅降低。
▲ 但短期实施后，各国将面临经济冲击。除了中国、台湾的经济损失会减少，其他国家的经济反而更惨烈。原因是，韩国比多数国家防疫限制更严格，经济冲击因此增加。
看起来，以韩国为标竿从严防疫，对多数国家经济福祉并不利。难道，防疫真的是经济杀手？
短期而言，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把时间拉长来看，问题将会复杂许多。因为死亡带来的各种负面成本，会随着时间发酵。
比如，一位 30 岁年轻人不幸染疫身亡，假设他原本活到平均年龄的收入、税金、社会贡献、消费、可能生养的孩子，将统统化为泡影。另外，狂飙的死亡人数也会让恐惧阴影扩散，增加不安定的社会成本，“就像赌博，-都发烂牌给你，知道稳输的感觉很差。”许文泰解释。
参照韩国防疫，“长期”经济变好或变坏？
因此，研究团队又做了下一个模拟，假定在广泛施打有效疫苗之前，需要长期防疫。若各国长期采用韩国政策，结果如何？
情况开始出现分流：有人退步，有人进步。也就是说，一半的国家需要收紧管制，另一半的国家需要放松管制，才能有较好的经济表现。
韩国、台湾得放松管制，否则长期下来会承受经济损失；美国、巴西、印度则应收紧防疫，虽然短期受到冲击，但长期经济表现反而更好。
把时间拉长来看，佛系国家若收紧管制，既能挽救更多人的性命，还增加整体经济利益；中、台、韩等从严防疫的国家，则需要放松。只是后者调整政策的迫切性没那么大，因为实质收入虽然可显著增加，但福祉并不会巨幅提升。
许文泰强调：“防疫该收紧的时候，请一定要做到，不管是收入、福祉、心理成本都有影响，这不是开玩笑的！”
找出各国最佳防疫政策
保钱、保命一定相互冲突吗？Re 降到最低，就是最好的防疫政策吗？显然，答案未必如此。
从研究结果看来，长期的最佳政策必须在经济活动、疾病控制之间，找到平衡。强力让有效传染数率急速归零，不见得就能成为模范生，很可能扑灭疾病，但经济也全面萧条衰败，付出惨痛成本，需要考量各国不同的情况，才能计算最佳的防疫政策。因此，下一步，
团队根据实质收入、人民福祉两项经济指标，融合流行病学模型与数据，演算出各国的“最佳防疫政策”──也就是实质收入、人民福祉都能最大化的各国 Re 值。
世纪大疫爆发至今，应该强力封城或者佛系防疫，仍是争论不休的议题。三位学者透过经济模型找出最佳防疫参考值，运算出各国最适合的 Re 值，也成为这项研究的突破性发现。
▲ 上为研究团队运算出的各国“最适疾病传播速度”，例如印度只需要把 Re 降至 1.1 ，不必小于 1。由此提供各国参考，现行政策应该放松或管制，才是最适合的防疫方向。下为若要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蓝线在 0 以上的国家，需要加强管制、降低 Re 值；蓝线在负值的国家，则需要放松管制。
研究团队运算出最能降低经济损失的最适政策后，接着，三位学者也进一步检视，实施后有多大成效？
根据模型演算，如果各国采取各自最佳防疫政策，多数能增加 2.5% 福祉，包括美国、英国、印度。2.5% 听起来微不足道，实际上，一两年的差异如同发展基底，很有可能关乎后续深远的经济影响。
▲ 白线越短的国家，代表当时的防疫政策表现已接近最适政策。例如，大家印象中的防疫后段班意大利表现突出，原因可能是意大利后来采取封城等严格政策，将疫情控制住。因此，从搜集至 2020 年 7 月中的数据来分析，美国、意大利已呈天壤之别（此张图表，由于台湾当时已无新增案例，R0 太低，因此部分失真）。
如果有超级 WHO，该怎么防疫？
除了最佳防疫政策，也做了其他有趣的模拟。例如，想像全世界是由一个机构（例如进化版 WHO），制定全球统一的防疫手段，结果会如何？
“我满 shocked 的，最佳政策跟放任政策，整体来说实质收入没有差很多！”林轩驰指出。
若全世界都走佛系路线，相较于采用各国最佳防疫政策，实质收入差距并不大。然而，人民福祉就有显著差异！这意谓，若国家长期放任，社会必须承受庞大的心理成本，即使表面看来实质收入损失不大，实际上将重创人民福祉。总结本次研究，实施佛系防疫，无论在控制疫情、经济表现，都明显吞苦果；采用像韩国般的严谨作法，短期虽然会有可观的经济损失，长期而言对国家较有助益，死亡人数减少、经济表现也更好。
值得注意的是，防疫绝非越严格越好！最佳防疫政策的推算，就是在控制疫情与经济效益之间，寻求平衡。
另外，三位学者也不约而同谈到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许多人认为，高度的跨国往来让病毒很容易搭上“顺风车”，是防疫大敌。但研究团队发现，国际贸易也可以是支援防疫的“后备军”。
“2~3 月时，一度出现反全球化浪潮。但实际上，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才能更控制疫情。”杨宗翰说明，如果各国完全回归自给自足，疫情可能更糟。比如逼得重灾区如美国，工人仍得维持畜牧、肉品加工，因群聚而加速疫情传播。有他国货物支援下，国家才能加强防疫，减少经济冲击。
林轩驰补充，现代商业交易并非只有人流往来，多数贸易其实是货运，补足各国生产缺口，反而对拉平疫情曲线有正向帮助。更遑论，许多医疗资源的跨国互助，也需要仰赖国际贸易。
要钱还是要命？二选一的游戏很残酷，但现实这道抗疫选择题不一定是零和挑战，面对长期的病毒抗战，社会需要更多面向的思考。随疫苗研发成功，台湾在努力维持抗疫好成绩之时，或许也可以纳入经济学家的意见，找到下一阶段最适合台湾的防疫政策。
▲ 左起林轩驰、杨宗翰、许文泰。为了算出各国最适合的防疫政策，三人伤透脑筋，但也因此，突破关卡后格外收获十足。在高度抽象的模型、公式之外，三位研究员仍带着投身人文社会科学的初心，关怀具体世界的焦虑困境，期盼能从经济学观点提供政策建议。
（作者：萧歆谚；本文由 研之有物 授权转载；首图来源：shutter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