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议题下有个名词叫“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是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和水蒸气约占 26%，另外还有臭氧、甲烷等。关键指标的“温室气体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greenhouse gases）则衡量排放这些气体的代价，其中碳社会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最具代表性。
率先采用这工具的是布希-，奥巴马团队标准化；川普总统时期废除负责更新指标的小组，改用修订后的估算值。而最新的拜登-新团队则于 2 月下旬宣布，将采用经通货膨涨调整后的奥巴马时代“温室气体社会成本”预估值来作为指标。
但如今，恢复指标却面临压力，3 月初全美 12 州对拜登-提起诉讼，称这一计算方法将损害当地经济。
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怎么算？
温室气体社会成本是一种测量工具，代表每一吨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损失，以美元计算。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气候经济学家瓦格纳（Gernot Wagner）说，这可算出如今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将来要付出多少代价，再依据结果来决定应容许大家排放多少吨的二氧化碳。
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成员布舍（Heather Boushey）说，这是将气候科学与经济学结合以帮助联邦机构和公众了解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好处，有一系列的估计值，即可算出一吨温室气体所造成的长期损害。
然而，根据决策者认定的重要因素不同，估计值也会随之变化。
根据拜登团队，温室气体社会成本考量因素包括农业生产力变化、人类健康影响、洪水风险增加造成的财产损失、自然灾害、能源系统破坏、冲突的风险、环境迁移、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主要针对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推估，二氧化碳每释放一公吨造成的社会成本是 51 元，甲烷为 1,500 元、一氧化二氮为 1.8 万元。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对短期暖化和健康带来更大影响、经济伤害更大，成本高得多。
温室气体成本随白宫团队而变化
环境防御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美国气候政策和分析主管布鲁克斯（Susanne Brooks）说，川普- 2017 年解散跨部门工作组（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仅依自己的临时成本做出重大监管决定，比跨部门工作组估计值低 7 倍；这样的危险低估值导致联邦气候和健康保护措施退缩。
而拜登-则使用跨部门小组解散前的估计值，布舍说，这是暂时措施，团队将继续纳入最佳、最新的科学和经济学，2022 年 1 月发布最新版本。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助理经济学教授卡尔顿（Tamma Carleton）说，碳成本从川普时期不合理的低水准上调，将导致决策降低排放、连带减少气候变迁和暖化危害。
布鲁克斯举例，碳成本可算出家庭、社区、企业破坏气候所造成的成本，对纳入联邦政策考量大有帮助。
著名经济学家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准确的成本至关重要，假如温室气体社会成本订得太低，表示减少碳排放不值一做，许多法规、计划将无法执行，将使碳排放和气候变迁更加严重。
碳成本估算哪里出了问题？
批评者说，这项成本估算工具有缺陷。
经济学家洛里斯（Nick Loris）认为，计算模型输入项目一经简单更改，结果大不同，并非制订监管规则的可靠工具。他 2017 年在国会议员面前作证提出系统缺陷时说，要用这套模型想推估 2300 年损失，绝非易事。
洛里斯说， 借由提高气候成本，监管机构可依碳社会成本确定能源政策、基础设施计划等细节，相关单位还可藉以调整发电厂、以及家用电器新规范。
密苏里等 12 州的诉讼称，拜登-对温室气体社会成本的计算和使用“随意而反复无常”。
洛里斯说，计算温室气体社会成本之所以变化不断，关键是折扣率，其决定了如今为防止将来面临威胁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折扣率高或低都有争议。前述的每吨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社会成本是依 3% 折扣率推估。
美国国家科学院（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和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U.S.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基于跨世代考量而强力支持折扣率最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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