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4 日以滴滴出行平台业者有收集使用个人资讯的违法疑虑，要求应用程序商店下架滴滴出行 App，隔日更依据中国《国家安全法》与《网络安全法》对满车帮集团与 Boss 直聘等平台业者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上述平台业者在审查期间须停止新用户注册。
从去年底蚂蚁金服创办人马云与管理阶层被中国监理单位约谈，到被中国主管机关暂缓上市以来，中国对数位平台的监理政策方向已非常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这些平台业者的监理政策均偏向禁止性政策，而非逐步缩紧平台业者业务，这也大幅增加中国数位平台市场的不确定性。
中国-对数据的控制较民主国家严格许多，中国官方对平台业者资料有高度掌控能力应是普遍认知。如社群网站Facebook官方2018年证实与华为、OPPO、联想等中国公司分享数据，华为因技术窃取疑虑受美国-采取科技制裁，应是最明显的例子。对中国-对支付业者与其他数位平台的监管标准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面对中国数位平台业者或具中资可能性的数位平台业者的监理态度，台湾应要谨慎以对。
首先，就中国监理政策对外国投资人的影响而言，上述受中国监理机关安全审查的平台业者均在6月于美国上市，看准科技（Boss直聘）于那斯达克上市、满车帮与滴滴出行则于纽约交易所上市。由于上述数位平台业者的主要市场与消费者仍集中中国，因此只要中国-的监理态度改变，必然会对外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有很大影响。
换句话说，只要企业营收来源主要来自中国市场或中国市场营收足以影响企业营运稳定性，不论企业为中国或外国民营企业，中国-对企业都有实质影响力，若这些企业在外国资本市场筹资，外国投资人将因中国监理政策宽严受影响。
其次，就中国监理政策对外国消费者的影响而言，若中国监理单位可恣意 （无明确标准或程序）审查数位平台业者资料，对使用中国数位平台的外国消费者而言，个资也无法受到该有的保障。消费国-必须有相应政策回应中国监理政策对消费者可能产生的伤害。
当中国对美国上市的滴滴出行采取严格监管，进而造成美国投资人因市值大幅波动遭受损失时，美国-会采取相应行动。同理，对台湾而言，台湾有许多参与微信支付、支付宝及淘宝与虾皮等数位平台的消费者，若中国-认为这些支付业者或数位平台业者有违法疑虑或认为有伤害市场竞争公平性疑虑，则我国-也应有相应行动，而非认为中国-管制与台湾无关。
中国对数位平台业者管制趋严当下，台湾面对与中国或有中资疑虑的数位平台业者应采取严格管制措施。特别是武汉肺炎变种病毒不断蔓延，数位平台业者需求不断提高，新增消费者人数也不断增加，台湾-过去对中国数位平台业者的开放态度，已使这些业者享有一定程度的市占率，面对未来如虾皮支付这类业者的增资审查，台湾应要因应目前中国监理政策而有积极作为。
从去年底到目前，中国-对支付业者与平台业者的监理态度已有巨大改变，台湾-若还是秉持过去法规面对新局势，不仅突显对外在局势应变能力不足，也显示-缺乏保护消费者资料的意识。
（首图来源：shutterstock）
作者简介
蔡 明芳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经济学系合聘）教授，主要研究产业经济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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